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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青:医患沟通,中间横着健康和生死

2019-03-11

  常青:沟通不易,但双方可以努力,往前多走一步,多了解对方视角一点点。有时,哪怕是一点小技巧,也会让沟通变得稍微顺畅起来。这些,其实在很多大公司的职场培训中,已经涉及很多了。只是医患沟通这件事,中间横着健康和生死,比我们生活中的其他沟通难度要高一些。但至少,它应该是双方努力的事。

  作者:讴歌

  《协和医事》

  新京报:你当年从协和毕业之后,没有选择做一名医生,但却写了《医事》《协和医事》等几本关于医疗的书,主要的动力和诉求是什么?

  新京报:大家经常会提到沟通是医患关系的核心,但在现代社会,沟通也并不是一件“容易”的事情。站在医生和患者不同的角度来看,如何才能让沟通这件事变得顺畅起来?

  新京报:不论是纪实性的图书和纪录片,还是以医学为题材的小说、影视作品,都会对大众、对医疗、对医生群体的认知产生不小的影响。你觉得中国现在的环境下,需要怎样的作品?你还有新书的计划吗?

  常青:写《医事》这本书,当时是希望建立起病人和医生之间的相互理解,通过讲述现代医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历程、当下中国的医疗体制、市场和资本的侵入,揭示医生的职业生活中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痛,让医生这个行业重获尊重。另外一方面,我也希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告诉读者们,一个普通人如何比较聪明地看病,如何用最舒服、最安然的方式去面对身体和疾病。但这么多年过去了,中国医患之间的沟通,并没有变得更好。

  在人文和情感的层面,我认为好的医患之间沟通,第一位的是人情分,也就是医生表示关注和同理,有时就是一句话和一个动作。而病人呢,能对身体和医疗有一些基本常识:比如了解身体的衰老,了解医学并非万能,了解西医的一些决策风格。

  2006年6月

  《协和医事》写于协和建校九十周年,是忆古,也是对当下的一声叹息。我查阅了协和的编年史、关于协和名医的各种传记和自传,通过世界上对协和建校的记录,尽量客观地还原一段历史。

  2006年出版的第一本书是《医事:关于医的隐情与智慧》。当时大众媒体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关于医患的负面报道,加之亲眼目睹的医生老师、医生朋友的生活,我觉得,如今中国,去看病的病人不开心,给病人看病的医生也不开心。也许是摇滚青年的本质暴露了,我希望说出一些背后事实,保持一些理性判断,并做出一点改变。中国的医患关系,太畸形了,其实双方都有一些信息的蒙蔽,或者自己选择不探究本质。

  版本:北京出版社

  常青:“解剖学之所以对我具有双重价值,是因为它在满足我求知欲的同时,也教会我如何忍受令人厌恶的情景。”如果跟普通人相比,怎能不说又多了份冷静?在面对身体时,医生是最职业、最地道的“解构主义者”。这种情绪天长日久之后,会让接受过医学训练的人在对待不少事上,将“赋予的喻义”与“客观存在”进行严格、冷静的剥离,看待人生、生死,会更多一些终极感。

  常青:需要一些具备一定专业素养、在基本常识正确的基础上的更立体、更丰满的呈现。在中国,这样的作品还是相对较少。

  作者:讴歌

《医事:关于医的隐情与智慧》

  采写/新京报记者 何安安

  我本人不会对这样作品的影响力抱有过高期待,因为涉及医疗,就会涉及与人有关的健康还是疾病,以及生命的终极问题,有一些是文化基础、思维方式的根本问题,如果这些不解决,单是小说、影视创作,很难产生本质的改变。

  新京报: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,一直是这些年很受关注的议题。从你写《医事》到重版,再到现在,也很多年过去了。你觉得中国医患之间的认知和沟通发生了哪些变化?

  2016年11月

  常青 医学博士,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八年制医学系,在美国做博士后研究三年。后回国任职于知名跨国制药公司。以笔名讴歌、丰玮出版《医事:关于医的隐情和智慧》《协和医事》《如何老去》,小说《九月里的三十年》及《B.A.D.》等。

  常青:我一直倾心于文学创作,更想写小说,但觉得那时自己还没有准备好。于是先写了两本有关“医”的书,也算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实现了自己17岁报考协和时的那个悬壶济世之梦,弥补当初离开医生行业的遗憾。

  常青 医患沟通,中间横着健康和生死

  版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  新京报:你没有直接从事医生职业,但在医学院的训练和实习,对你看待人生、看待生死、看待医患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?